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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纪回眸 凝望联大

1999-01-29 来源:光明日报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新校舍南区全景 我有话说

联合竟,使命彻。1946年7月31日,西南联大常务委员梅贻琦在西南联大常委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宣布:“西南联合大学到此结束。”由此在昆明生息8年之久的西南联大(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三校组成)师生在“驱除仇寇复神京,还燕碣”的歌声中,踏上了回乡路。

60年过去了。1998年11月,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》前两卷面世。中国科学院、中国工程院院士朱光亚称“这是第一部全面的、翔实可靠的西南联大史料丛书。”

为一所已经不存在的学校编写史料,这在中外教育学界都是不同寻常的。为着西南联大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斐然成绩,为着探讨今日之高等教育,云南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全套六卷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》。这是由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、云南师范大学共同合作6年而得以完成的。

还是在西南联大成立50周年的座谈会上,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》编委会主任、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王学珍的心中就不断冒出几个为什么:

战乱中草创的西南联合大学为什么能够延续下去?

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西南联大为什么会涌现出一大批卓越的人才?

西南联大的这段历史为什么引得那么多海内外人士关注?

“有时间,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研究。”当时,他是这么想的。其实,有这种想法的人还有许多许多,西南联大的存在就像一个谜。而当时,有关西南联大的资料见诸文字的多是回忆录,缺少全面、系统的第一手史料记载,而这正是准确、科学探究西南联大历史研究所必需的。

对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校校史工作人员而言,在编纂各自校史史料的过程中,他们也都遇到西南联大时期如何处理的问题。

这段历史,成了教育界各方人士关注的课题。“维三校,如胶结,同艰难,共欢悦”,为了避免各校自编的片面或疏漏,由北大倡议,1992年12月4日,经协商并经四校批准,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》编委会成立。

现在,这套书的前两卷已经出版。泛灰的书皮里,《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》隐约可见,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”凸现在这份草案文稿上。一页半透明白纸牵引着我们去探究这段历史渊源——从总览、会议记录、教学科研、教职员、到学生及经费、设备、校舍,一一寻个遍!

鉴往知来。

尽管史料的出版并不为大多数出版社看重,但是,在这个怀旧的时代,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》却以它的质朴真实在出版界显得别具一格,恰如夏季可人的清风。

清凉的感觉固然惬意,但制造清凉的过程却是繁琐而漫长。

1993年8月在北京大学召开了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》编辑小组会议,18日举行了第一次编委会,对“史料”的编辑方针、规划、经费、出版等一系列问题达成了共识。

1996年4月又一次在北京大学召开编委会,对史料的部分卷进行了认真讨论。

1997年8月在云南师范大学召开了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》编审会议,对各卷内容进行了讨论与协调,并与云南教育出版社方面就编辑出版好这一套史料进行了初步协商。

八次编委会议,无数次蹉商交流,绵延工作始末的就是史料的收集、筛选、分类工作。

收集第一手资料,保持档案史料的原貌;对众多资料进行精心筛选,将有史学价值的资料编选进去,突出联大的办学特色,突出教学、科研、管理制度以及联大师生的学习和生活是编辑组遵循的基本原则。

西南联大的史料浩繁、分散。《史料》来源有四校档案馆所藏的,也有取自云南省档案馆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,还有当时报刊的有关资料。各校分别承担起相关部分的工作,仅清华收集的卷宗就有三四百件,云南师范大学收集的档案也有288卷。

从档案馆里的档案到随手翻阅的资料,这一转换过程是复杂的。史料执行编委、云南师范大学杨立德对记者说,288卷的史料,我们有的复印,有的就手抄,对西南联大这一工作的熟悉程度影响着工作完成的质量,事倍功半的事时有发生。这种手工与现代科技协作的事贯穿与各校收集、编排、整理档案之中。而在这一过程中,各校又相互协作,将收集的资料列成目录,在编委会上讨论审议,各校执行主编分类整合,列出各卷框架目录。

史料的全面性无疑是让人称赞的,甚至各学期学课教程、教师名单、学生名录一一都有记录。

史料要保持原貌,但由此也产生一些问题:因为时隔久远,庋藏条件所限,许多文献为即时手写,所以其中不无鲁鱼亥豕、缺损难辨的地方。为了不损失原件所载有的信息,编委会商定,除一些必要的技术处理外,一般都一仍其旧。

作为出版单位——云南教育出版社对这部书的出版倾注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,用纸、装帧、印刷都选用最强的力量。

为着联大有关方面的研究,为着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,为着当前教育改革的研究,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》的出版只是一个开端,一个新起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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